鲁迅去意已决，遂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，但路在何方，饭碗问题如何解决，一时颇费踌躇。
从北京至厦门，再至广州，一年多来，漂流两省，碰壁甚多，梦幻渐醒，身心疲惫，政治界之斗争旋涡，教育界之人事纷争，从此不愿涉足，因为自己对于此道“实在外行，莫名其妙”（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574页）。比如政界，先有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期间对旧官僚的领教，后有在广州期间对新政客的认识，特别是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客一面高举着孙中山的旗帜，诵着孙中山的遗嘱，一面却大肆捕杀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人与青年学生，对此更为深恶痛绝。鲁迅于1927年7月2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：“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，旧者如破落户，新者如暴发户，倘若我们去当听差，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侯，若遇暴发户子弟，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，其蠢臭何可向迩哉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11卷562页）。至于教育界，原先以为学术园地，干净清静一些，但亲身经历了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之人事纠葛、繁杂琐事之后，也心烦意乱起来，从此不愿涉足。基于这样的思考，鲁迅辞却了杭州、南京以及北京方面的邀约；因为，杭州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，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，而此时的北京已被新军阀张作霖所控制，且尚有母亲、朱安以及周作人夫妇居于彼处，带着许广平回去也有诸多不便。比起杭州、南京、北京的旧的和新的官僚气来，广州的蛮气与上海的洋气倒要好一些，但是广州的“生活费太贵”，“可看的刊物也没有”，根本不是写文章的地方，即便写了文章也卖不出去，换不回生活费来；而此时的上海，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，且有了国际都市的地位，文化也渐次繁荣起来，仅书局就有四十多家，卖文为生自然是较为便当的。（见《鲁迅全集》11卷579页）“一同走吧，先到上海再说。”鲁迅对许广平说。
于是，在1927年9月27日下午，鲁迅与许广平携带着十六只书箱和行李箱，毅然登上了太古公司的“山东”号轮船，驶离广州，奔赴上海，从此成为了一位自由撰稿人，卖文为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