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用一连串反差，唤起人们对小学素质教育的沉重思考。
稀疏的头发，过时的军用棉大衣和大头鞋。要不是鼻梁上那副深度近视镜，特别是镜片后那双明澈而睿智的眼睛，谁也不会将他和大学教授、著名书法家等耀眼的头衔联系起来。吴鸿清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教授，《中国古代玺印大典》主编，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文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。
而他现在做的，是在一个农村小学办“伏羲班”。
他在北京“盯”上大西北一个偏远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用极其执著的方法进行教育探索，已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
“钱学森之问”和“童子功”
“素质教育喊了好几年，越喊越响，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，作业越来越多，睡眠越来越少。没有休息，没有快乐，披星戴月，辛辛苦苦学几年，没学到多少终生受益的东西，太冤了！一些重要竞赛中，中国学生的汉语水平竟赶不上外国学生。”
吴鸿清创办伏羲班的原因，是他看到了希望和现实的距离。
“为什么方方面面对教育不满意，却无能为力……教师的人生价值在于能够为国家、为民族培养出人才。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人才，问题首先出在启蒙教育上。没有好的苗子，怎能培育出参天大树？无数事实证明，中国传统教育曾经为中华民族培养出杰出的人才，启蒙教育有很成功的经验，我们应该汲取、继承，让它在现代社会重放光芒。‘钱学森之问’不是个理论问题，而是需要用实践来证明的问题。”
他说着，透过窗户凝视空朦的远山，像回答我，更像自言自语。
当许多人还在茫然时，吴鸿清默默上路了。他要用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事实来打开一条教育突围的路子。吴鸿清说：“如果说这是一个目标的话，我最初的动机只是想通过努力来证明经典并不过时，传统启蒙教育方式并不过时，用‘童子功’的方式同样能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。”
2006年5月，吴鸿清带着三名志愿者从北京来到羲皇故里——甘肃省甘谷县，在土桥小学办一个教学改革实验班——伏羲班。当地领导问：有什么要求？“只有一个：实验期间不参加学校的统一考试。除此之外，不会给地方增加一分钱负担。”他说。
7月，吴鸿清第二次来到甘谷，在土桥村召开部分家长座谈会。原担心招生有困难，没想到家长们当场报名，生怕知道的人多了报不上。8月中旬，吴鸿清第三次来到甘谷，安顿好住宿，就一头扎进土桥小学。斑驳的墙皮上到处是“屋漏痕”，裸露的房顶不时掉土，吴鸿清和老师们动手吊顶棚、修门窗、做书架、做写字用的案子。有人问：“你为什么不买？”他说：“钱是朋友资助的，每一分都要花在该花的地方，能省就要省。”
教孩子终生受益的本领——“做人”
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张建清老人对伏羲班的支持。”
吴鸿清给我讲过一个老人的故事。
大学教授到农村小学，这在当地成了新闻。他要干什么？是来挣钱，还是作秀、忽悠？人们默默地观察着。
吴鸿清带着志愿者每天早晨6点多到学校，中午就在办公室把凳子拼起来休息一会儿。夏天，大雨后道路泥泞，吴鸿清拎着鞋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从村口走到学校。冬天，学生尿裤子，他不顾腥臊，耐心地为学生烘烤裤子。村民们感动了。张建清等几位老人主动来到学校，俯身铺地砖，上房换新瓦，整修校舍、操场。2008年夏，张建清老人逝世，吴鸿清冒着酷暑，用了几天时间，为老人书刻一通碑。
吴鸿清不求人们一下子就理解他，他相信行动，相信传统和经典的力量。这个当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、曾经多次出国出境讲学的书法家，亲自为学生写字头，用油印机印描红纸，手把手教学生写毛笔字。年过半百的他，和学生一起做游戏。为了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周末他常把学生带到自己租借的屋子里，同吃同住。夏天太热了，他就睡在地板上。
伏羲班的学生免除了一切费用，还不时能收到老师送的营养品。而吴鸿清的生活，简单到连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如的地步。外面有客人来需要招待，饭菜总是极简单，最后吃剩的，他连汤带水打包带回来自己下一顿吃。描红字帖裁下来的纸边，别人练字用过的废纸，甚至连涮笔的水他都要收起来，自己用来练字。伏羲班的学生正是从他们的老师身上学会了做人，学会了节俭，学会了平等对待每一个人。
“伏羲班教的是学生，抓的是师德。中国传统教育有两个核心，一个是经典的教材，一个是为师者的人格风范。没有以身作则，榜样先行，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照样是一个问题。”吴鸿清说。“2008年我父亲逝世，伏羲班学生家长知道后，不仅发唁电，还自发组织起来，设灵堂遥祭。”说到这儿，吴鸿清眼圈红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