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部不朽的小说名著，它的作者吴敬梓，公元1701年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，他的曾祖辈、祖辈有数人是科举出身，有仕宦经历，他的父亲是个拔贡，做过江苏省赣榆县的教谕。他为人方正恬淡，不慕名利，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。吴敬梓十三岁丧母，十四岁随父宦游。二十岁那年父亲去世，由于他“性耽挥霍”，慷慨好施，没几年，田产卖光，乡里豪绅把他“传为子弟戒“（《文木山房集•减字木兰花》）。三十三岁那年，他移居南京，生活更加贫困，有时卖书换米，有时“闭门种菜，偕佣保杂作”（顾云：《钵山志》卷四）。他常于严冬的夜晚，邀集朋友，绕城步行几十里，以此取暖，谓之“暖足”（程晋芳：《文木先生传》）。晚年吴敬梓生活到了“囊无一钱守，腹作干雷鸣”，“近闻典衣尽，灶突无烟青”（程晋芳：《寄怀严东有》）的地步。五十岁，猝然客死于扬州。
《儒林外史》的写作，大约在吴敬梓迁居南京之后，五十岁之前。本书通过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，以反对富贵功名、科举和八股文为中心，由此而及于当时的官僚政治制度、社会风气、人伦关系、学术活动、风俗习惯，等等。《儒林外史》描写的人物以知识分子为主，上至进士、翰林、下至市井无赖，无所不包，广泛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在知识分子生活中产生的恶劣影响。
《儒林外史》的艺术特色，最突出的就是讽刺。吴敬梓用他犀利的笔广泛嘲讽了与“儒林”有关的各色人等；有醉心八股科考的士子，迂腐的八股文选家；有贪婪残暴的官吏和悭吝的乡绅；有豪纵的盐商，故弄玄虚的侠客；更有许多不学无术、趋走权门、说谎吹牛的“斗方名士”。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讽刺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客观冷静的白描手法的运用。作者从内心隐藏着的强烈的爱憎感情出发，把可笑、可鄙的故事情节加以巧妙地组织，用准确、洗炼、朴素的语言叙述出来，甚至其叙述口吻也十分冷静、平淡，让读者自己反复体会其中的讽刺寓意，读来给人含蓄深刻、韵味悠长的美的享受。
吴敬梓的这种艺术技法，是继承了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而加以发展的。我国的史传文学，前人评论其褒贬之意的表达，有“春秋笔法”、“皮里阳秋”的说法，意即“口无所臧否，而心有所褒贬”。古人作诗为文，也提倡“温柔敦厚”，蕴藉含蓄，讲究“意在言外”，少直言，戒浅露。作者的观点不能简单地直接地塞给读者，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本身去体现出来。
下面就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艺术作几点具体分析。
第一、《儒林外史》善于通过人物的外貌、言行描写，表达对人物的嘲讽之情。
例如，第二回里，薛家集的一个小乡官夏总甲，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乡间土皇帝形象。你看他：“两只红眼边，一副锅铁脸，几根黄胡子，歪戴着瓦楞帽，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；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，走进门来，和众人拱一拱手，一屁股就坐在上席。
好一个“拱一拱手，一屁股就坐在上席”，一个动作活画出了夏总甲在乡民面前的傲慢做大。他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？他的衣服怎么“就如油篓一般”？作者接着描写他的一番话语，巧妙揭开了这个谜。
“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。想这新年大节，老爷衙门里，三班六房，那一位不送贴子来。我怎好不去贺节？每日骑着这个驴，上县下乡，跑得昏头晕脑。从新年这七八日，何曾得一个闲？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，还吃不退。”
这个土皇帝的矫情炫耀多么令人生厌！而读者的这种认识是从字里行间领会出来的，并不是作者明白告诉的。
吴敬梓十分痛恨迷信风水，在四十四回中，他借书中人物杜少卿说过，最好请朝廷立个法，将那些骗人的风水先生的头砍下来，将那些因风水迷信而迁祖坟的人凌迟处死。在第四十五回中，作者描写了两个风水先生余殷、余富，这两个人物身上，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憎恶之情，写这两个人物，主要运用了动作描写。
余家兄弟二人为一人的祖坟看风水，那主人拿来红布口袋装着的几块土，余殷“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，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，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，拿手指掐下一块土来，送在嘴里，歪着嘴乱嚼。”“余敷把土接在手里，拿在灯底下，翻过来又把正面看了一会，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，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，闭着嘴，闭着眼，慢慢的嚼。嚼了半日，睁开眼，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。”为了让主人看得清楚，余殷用手蘸着酒水，在桌上乱画。还拣了两根面条，在桌子上做了个弯弯曲曲的长龙，睁着眼道：“我这要出个状元，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，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！”作者在这段文字中，生动而略有夸张地描写了余家二兄弟各种可笑、可鄙的动作，语言极尽讽刺。那风水之事，本是无稽之谈，而余氏兄弟却把它搞得神秘莫测，既便真有风水，果然能从一块土上看出来、嚼出来、闻出来？还发誓赌咒说那样骗人的大话。
第二、善于通过描写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来表现讽刺意义。
第四回中，范进中举后，他的母亲“欢喜”死了，在尊制丁忧期间，去拜访汤知县。席上摆的是燕窝、鸡、鸭、柔鱼、苦瓜，餐具是银镶杯箸。范进退前缩后不肯用银镶杯箸，汤知县忙换了磁杯和象箸，范进还不肯用，随即又换了一双白色的竹筷，这才用了。汤知县担心范进“居丧如此尽礼，倘或不用荤酒，却是不曾备办。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，方才放心”。这段故事中作者对范进前后矛盾的行为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叙述，含蓄深刻地讽刺了范进的虚伪。鲁迅赞赏这段文字是“无一贬词，而情伪毕露，诚微词之妙选，亦狙击之辣手矣”。
又如同一回中，严贡生正在向人吹嘘：“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，在乡里之间，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……”正在这时，他家的一个小厮进来说：“早上关的那口猪，那人来讨了。正在家里吵哩。”作者巧妙将严贡生言行的矛盾组织在一起，达到了批判讽刺的效果。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，常把女婿骂得狗血喷头，说范进“尖嘴猴腮 ”、“现世宝穷鬼“、”不三不四，就想天鹅屁吃”，极尽羞辱；中举以后，胡屠户就说范进是“天上的星宿”，“才学又高，品貌又好”，开口“贤婿”，闭口 “老爷”。这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。
第三、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表达讽刺意义。
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，讽刺意义的表达，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完成的，这要求读者在阅读小说时，要前瞻后顾，综合体味。
第二回中，周进六十多岁了，还以老童生的身份在薛家集观音庵教私塾，一年才十二两馆银，生活窘困，地位低下，村中新中秀才青年梅玖也奚落他。别人待客，虽然他年纪大，但梅相公茶杯中有枣，他只是清茶。到第七回中，周进中了进士，做了官以后，梅玖就无耻地冒充自己是周进的学生，薛家集的观音庵里也供起了周进的长生牌位。梅玖见了周进早年写的一副对联，贴在墙上，红纸都发白了，竟吩咐和尚用水喷了，剥下来，装裱收藏。这一对比既写出了周进做官前后迥然不同的境遇，也写出了秀才梅玖的庸俗势利以及社会上一般人的趋炎附势。
所以，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，不仅仅是对人物的讽刺，更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象的揭露、控诉和批判。小说对匡超人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主要运用了前后对比手法，揭露了科举制度和不良社会风气对读书人的腐蚀危害。
匡超人本是贫寒人家子弟，有一些小聪明，因生计流落杭州，靠拆字度日，父亲病重也回不了家。马二先生见他年轻好学，又有孝心，便资助他回家的路费和回家后做生意的银两。匡超人回家后，一面侍奉瘫痪在床的父亲，一面用马二先生的钱做磨豆腐杀猪的小生意，晚上还在灯下读文章。这时的匡超人勤苦、孝顺、诚恳，小说的笔墨之间充满了赞扬。后来匡超人考上了秀才，到城里结交了一批名士、老爷，也开始批八股文选本，为攀富贵，停妻再娶；为抬高自己，竟忘恩负义贬低马二先生的选本。吹嘘自己的选本，一出书客人争卖不到手，甚至外国都有流传。“五省读书的人，家家隆重的是小弟，都在书案上，香火蜡烛，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”。八股文外国谁读？古人把已去逝之儒称“先儒”，匡超人无知吹牛竟如此！以做官为钓饵的八股考试，导致读书人热衷功名利禄，轻视学业品行，匡超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，由一个质朴少年蜕变成了无耻之徒，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前后品行的对比，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。
第四、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。
吴敬梓在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，有的讽刺是无情地鞭挞，有的讽刺则包含着同情和怜悯。
人们熟知的严监生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，示意家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太费油了的故事，体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