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行知自国外学成归国，就抱着一个“使每个中国人都受教育”的宏愿投身教育，开始了长达30年的探索中国教育的非凡生涯。
30年来，陶行知“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，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”，从教育实践到教育理论，都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卓越建树。他领导了平民、乡村、国难、战时、全面、民主六大教育运动，创办了晓庄师范、山海工学团、育才学校和重庆社会大学等学校，发起了“科学下嫁”运动；他提出了“生活教育”学说，创立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教育学派；他发明了驰名中外的“小先生制”；他撰写了600多万字的教育论著，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。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具有宏观意义。他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从总体上探索教育出路的教育家。
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，他为人师表的动人事迹也很多，这里只是说说他做的一个比喻、一首小诗和一个小故事。
陶行知曾经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。他说，他之所以办教育，是为了让“人人都有面包吃，人人都有水仙花看”。
“面包与水仙花”这个比喻，是陶行知从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那里引来的。穆罕默德说：“假设你有两块面包，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，因为面包是身体的粮食，水仙花是灵魂的粮食。”陶行知在引用这一格言时赋予了全新的含义。
在陶行知看来，光有“面包”而无“水仙花”是一种更大的不平等。他写过一副对联，叫“在立脚点谋平等，于出头处求自由” 。他还说，“真平等是要每个人的立脚点平等”，因为只有“立脚点平等”，“长进的机会”才能平等，才能去追求“自由”。这个平等的“立脚点”就是每个人都受到最起码的教育。受到起码的教育，才能使每个人的“智力”得到“开发”，才能获得“发展”自己的条件。因此，光有政治上、经济上的平等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“智力”上的平等，也就是获得“水仙花”的平等。获得“水仙花”的智力上的平等是更大的平等。
在陶行知看来，没有“水仙花”最终也难有充足的“面包”。这是因为，“面包”和“水仙花”是相互转化的，也就是说“贫愚”和“富智”之间是互相转化的。陶行知指出，“愈愚愈穷，愈穷愚愈”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；而“愈智愈富，愈富愈智”，则是一种良性循环。如何打破这种状况呢？唯一途径“便是用知识去造财富，用财富去求知识，使人民愈富愈智，愈智愈富”。这就是说，只有教育才是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过渡的桥梁。发展教育，是让每个国民获得“水仙花”，进而获得充足“面包”的必由之路。
在陶行知看来，有“面包”吃的人应当重视追求“水仙花”。这是因为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统一的，缺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，都是同“文明”这个完美的字眼相桲的。为此，陶行知特别提醒那些解决了“物质饥荒”的人们，要重视解决“精神饥荒”，也就是重视受教育。既拥有“面包”又拥有“水仙花”的人，才称得上是“文明”的人。
在陶行知看来，光有“面包”吃而无“水仙花”看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。陶行知主张，上一代人应当“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留给后代”，最起码的条件是“家家读书，人人明理”。文盲充斥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理想的、美好的社会。
“面包与水仙花”比喻中的含义，或许还不止这么多。仅此而言，蕴涵其中的哲理，已经足够我们深思的了。
这是陶行知做的一个比喻，下面再说说陶行知作的一首小诗。
陶行知又是一位杰出的大众诗人，他写了许多教育诗，来表达自己的教育思想。其中有一首题为《手脑相长歌》的小诗，是这样写的：
人生两个宝，双手与大脑。
用脑不用手，快要被打倒。
用手不用脑，饭也吃不饱。
手脑都会用，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。
这首小诗表达了陶行知的教育主张。他反对学生“读死书，死读书，读书死”，提倡“读活书，活读书，读书活”，他主张“教学做合一”，“在劳力上劳心”，主张小孩子既动脑又动手，做到“手脑相长”。
这是陶行知的一首小诗，下面再说说陶行知教育自己的儿子的一件小事。
1940年夏，陶行知的儿子陶晓光去成都的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，需要资格证明书。陶晓光没有正规学历，于是瞒着父亲，要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代开了一张证明，证明自己是晓庄师范的毕业生。在重庆的陶行知得知后，立即打电报去成都将假证明要回，并开了一张真实的证明寄去。陶行知还同时给儿子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宁为真白丁，不做假秀才”，宁可不工作，也不可用假证明。他送给儿子七个字，叫做“追求真理做真人”。他勉励儿子“努力朝这方面修养，决不向虚伪妥协，这才是真学问”。他要儿子牢牢记住这七个字，“必将终生受用无穷”。从此，“追求真理做真人”这七个字，成了陶晓光的座右铭。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，陶晓光便从内心深处敬佩父亲：父亲本人的一生，堪称“追求真理做真人“的典范。
1946年7月25日，年仅55岁的陶行知，因患脑溢血在上海逝世。他的灵柩安葬在南京晓庄劳山之麓——当年他创办第一所学校的地方。墓门横匾上写着陶行知生前自勉的手迹：“爱满天下”；两侧镌刻着陶行知的遗教：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