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土地上，旦复旦兮
2010年12月17日，宁夏西吉县三合村三合中学的教师宿舍。凌晨3点多，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队队长申宸醒了。昨晚他忘了在房内生炉子。屋子里不知何故停了电，没有灯光。申宸摸到一只水壶，一个脸盆。他往脸盆里倒水，水从盆里“弹”了一些回来，溅到他身上。他摸了摸盆底，前一夜留在盆中的水已经结了冰。
屋外是连绵的黄土地，以及层层黄土地堆成的梯田。三合中学就坐落在几片梯田环绕着的一小块平地上。站在黄土坡上，人一眼就能望见三合中学：两座教学楼立在一小片平房中间。
这是这个4人支教小分队来这里的第五个月。如果不是因为屋内太冷，申宸应该像往常一样在6点半起床，起床后他会和同伴去学校唯一的一个水龙头那里接水，然后把水用扁担挑回宿舍。
这个全校唯一的水龙头，由村里唯一一座水塔供水。水塔是在2008年由复旦大学第十批支教团建起的。在那之前，最初几批支教团的成员们需要从水槽中接蓄积的雨水以供日常生活。
1998年，团中央启动“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”志愿服务项目，次年9月，复旦大学第一批研究生支教团5名成员来到了宁夏西吉。西吉县位于宁夏南部山区，属国定贫困县，那里少数民族聚居，自然条件恶劣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“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”。
2000年7月，第二批支教团的6个成员踏上了前往西吉的路途。这之后，学校每年都会组织一个志愿者团队到宁夏西吉县支教：三合中学、将台中学、王民中学、平峰中学……黄土地上一年年叠印着复旦的痕迹。
申宸他们是复旦派往西吉的第十二批支教团。这个支教团中的17个成员，都是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。如果没有来宁夏，他们此刻正与同龄人一样，走在读研、出国或者工作的道路上。
但在这里，他们经历了另一种生活。
申宸他们回校后，又一批支教团来到了这片土地，队长顾皓卿就住一年前申宸住的那个屋子。屋子的门前有一棵百年老槐，支教期间，顾皓卿每天都会给槐树拍一张照片，一年过去，拍下的照片连缀成了一圈轮回的注脚。
现在顾皓卿也回到了复旦，新一任队长王冕住进了从前顾皓卿住的那个房间。门口的老槐也开始了一季新的荣枯。
“整个被学生占据了”
王冕最近在班里发了一次火，起因是他班上的一些同学学习态度不认真。过后，班里成绩比较好的几个女生单独给他写了封信，里头说，“老师你别生气，你是为我们好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这里的孩子笨，跟你们上海的孩子不一样。你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”王冕看完信，在上头回了一句：“没有笨学生，只有差老师。”在西吉，队员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从“学生”到“老师”的心理转变。第一次做老师，很多队员的内心是忐忑的。“学生有多少个？每个人都长什么样子？穿什么衣服？他们会不会讨厌我？会不会喜欢我？”这是第三批支教队员之一赵路平在日记里留下的初次上课时的心情。很快，支教队员们就开始面对新的身份所带来的新的挑战——就像此前一届又一届支教团那样。
第三批支教团成员赵路平当年教的是高三两个班的英语。期中考试时，她教的两个班里只有一个同学英语及格，她只能从最简单的单词、语法开始讲起。申宸在三合中学教的也是英语。每天早上他先带学生早读，之后给学生上课。他带两个初一的班，一共99名学生。第一天，他想了解学生的英语基础，就让他们默写26个字母。班里一大半的同学低着头没动笔，而交上来的寥寥几张默写纸上，有的字母还被标着音调。
后来申宸去家访，有两个孩子告诉他，念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没有英语老师，他们的校长骑着摩托车到县城让自己的女儿教他字母，想自己学会了再来教学生。学完A、B、C、D、E，校长匆匆赶回来，结果一下摩托车，发现自己把五个字母全忘了。“要是在支教以前听到这个故事，我一定会觉得那是假的。但在那里，我知道它是真的。”
顾皓卿给他班上的同学做数学摸底测试，发现有的同学甚至分不清加法和乘法。“孩子们说，以前在小学里学乘法时，老师直接把两个乘法运算式写在黑板上，让他们每个人抄十遍。”支教队员给同学们讲课，出题目，解答各种疑惑。他们住的屋子里有一张床，两张办公桌。他们每天就在办公桌上批作业，备课，出试卷，改试卷。
教学的阻力不仅来自孩子们的薄弱基础，还来自孩子们对学习的抗拒。“一些孩子不愿意做作业。”卢杉说。“遇上特别调皮的孩子，有的支教队员会被气到哭。”队员们尝试感化班上的孩子。“我们让他们看看外面天有多冷，告诉他们，这个时候他们的父母还在辛苦种田，为了供他们读书。”对于那些实在不听话的同学，支教队员也会采取“简单粗暴”的方式。“我们会拿戒尺打他们的手心，有的队员打完学生自己哭了”。支教队员刘艳波说。
几个支教队员聚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也会分享彼此的教学烦恼。“我们互相‘吐槽’，讲自己遇到的事儿，帮别的队员分析学生的情况，互相安慰。”“我的生活整个被学生占据了，脑子里只有学生。”卢杉说。这和当年赵路平说过的那句“我的喜怒哀乐都和学生们联系在一起了”不谋而合。“我觉得教书是支教队员最应该做好的事。”申宸觉得支教队员们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把学生们薄弱的基础给补扎实，并且教会他们更多东西、打开他们的眼界。
西吉的味道
去支教以前，卢杉还不会烧饭，但支教期间，队员们常常得自己下厨。下厨次数多了也就有了经验，卢杉说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拿手菜，而她自己的拿手菜是“干焙洋芋丝”。“把洋芋也就是土豆切成丝，在锅里多放点油，把土豆丝倒锅里炸一下，过会儿翻一面再炸一下，就行了。”在这个被称为“土豆之乡”的地方，支教队员们吃到最多的就是土豆。“我们每天吃的不是土豆丁、土豆丝、土豆块，就是土豆片、土豆条、土豆泥，家里人问我平常吃什么，我们开玩笑地说：‘除了土豆就是洋山芋，除了洋山芋就是马铃薯。’”第一批支教队成员刘惜唇这样写道。卢杉的家里把香肠和肉腌制以后密封起来，给支教队员寄了过去，给他们加菜。老的支教队员偶尔也会寄一些肉过来。
每两周，分布于不同学校的支教队员们上一次县城，到小饭馆里聚个餐，买点肉，洗个热水澡，给支教生活增加一丝点缀。但更多时候，支教队员们还是得日复一日咀嚼“土豆、洋芋、马铃薯”，日复一日咀嚼西吉的味道。这味道不只藏在土豆里，还藏在那些冰里，雪里，土里，风沙里。
第一批支教队成员之一崔倩在手记里写道：“12月份一个周末的晚上……屋外是漫天的大雪，水池里的蓄水已经结了厚厚的3层冰，到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大家嘴唇开始发白，头发晕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”那时他们没有水龙头，冬天要去蓄水池凿冰取水。等到他们取好水，几人的头上、手上“全都结了冰”。
又是一年冬天，申宸上县城，手里拿着一瓶水。走了一段路，他发现瓶里装的已经变成了冰。“在西吉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‘风像刀一样刮在脸上’。”申宸说他脸上的皮肤都皴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了。比起冬天的寒冷，伴随着西吉一年四季的干旱，更加冲击支教队员的感官。“汹涌澎湃的大河在这里都无奈地变成了丝丝涓流，甚至块块泥土。”崔倩在手记里写道。
这个当年曾作为红军长征最后一站的地方，气候条件恶劣，春天的时候经常有沙尘暴。“过了年回到西吉，打开锁了一个多月的门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尘土的味道，地上、桌上、床上……所有的地方都覆盖了一层细细的黄沙，一切都有一种被尘封起来的感觉。”赵路平在《西吉的风沙雪月》里这样写道。
一些支教队员吃不消，身体出了状况。潘惜唇刚来的时候出现了胸闷、流鼻血的反应。卢杉在支教时得了胃炎，吃了一个月的药——她的一个队友得了重感冒，每天挂7个小时的吊针。而刘艳波在支教的最后几个月里得了慢性咽喉炎，到现在刷牙时还会干呕。
没有人选择离去。用卢杉的话来说，“为了这点事儿回去太不值得了。”还有些画面，与那些黄土风沙，酸甜苦辣一起，留在支教队员的脑海里经久不去。
2000年中秋，第二批支教队员们晚自习后回到宿舍。“几只小猴子偷偷摸摸敲门，开门后好几个袋子凑到面前，进门后一样样把馍、梨放好，接着冲我们傻笑。兴起发令要求他们唱支歌。一阵悉悉嗦嗦商量之后，有人起了头‘么有花香，么有树高……’”，那晚的笛声，和那“大而圆的月亮”一起，留在了队员的记忆里。
“有一次团委慰问团来慰问，学生们跳起了支教队员们教的街舞，当时就觉得黄土地上多了一份灵动的现代色彩，漂亮又壮观。”申宸说。
